我是1964年底从山东省计委调到中国人民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人行”）的。人行分配我去保险公司，那时我还不知保险公司是做什么的：“什么叫保险公司，现在还有吗？”人行的同志说：“还有，主要做外汇业务，国内业务已经不做了。”这之前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一个处级单位，不足20人，后来改成司局级单位，又来了一些大学生。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发生时，总公司已发展到80多人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机构大精简，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，变成财政部下属的一个银行业务组。银行业务组下设国外业务组和国内业务组，国外组下设保险小组。1949年成立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，经过10多年发展变化，到这时就成了一个小组。

1969年，保险公司把大部分在职干部下放到河南淮滨县“五七”干校劳动，只留下一个“9人小组”看摊。姜云亭任组长，我和徐文智是副组长，其他成员还有徐振彬、丛泽滋、王仲石、王淑梅、刘恩正、刘薇；此外，还临时留下了几个同志帮忙，罗烈仙做翻译、周庆瑞搞分保、童一翱负责账务，加起来总共12个人。后来保险公司的同志自己叫它“治丧委员会”，其实在当时机构精简、干部下放劳动以及“备战”形势下，谁也不能例外，各大机关90%以上的人都下放干校，只留下不到10%的人，保险公司留的人还算多的。

我的爱人欧阳天娜带着孩子去了“五七”干校，我成了单身汉。根据“备战”的需要，我们留守的同志每人都做了轻装的准备，每个人的家都搬到财政部附近，主要集中在三里河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搞“斗批改”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否定了过去的很多成就。就保险业来说，也存在“左”的干扰。

一种是“倒口袋”说。认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是国家所有，发生损失赔与不赔意义不大，不过是一个人把钱从左口袋拿出来放到右口袋里。这是一种吃大锅饭的思想，实际上否定了保险存在的意义；另一种是“反垄断”说。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垄断，反对崇洋媚外，要独立自主地办中国保险，不要跟着伦敦市场走。曾经一度，保险公司本身要不要存在下去都成了问题。当时，有的军代表和人行负责人否定了保险经济保障的作用，他们说：保险保的是官僚主义——管理不善造成损失，由保险公司赔，主管部门却没有责任；保的是大偷和小偷——国家财产被盗了，保险公司也赔。

当时发生了铂金空运丢失事件：我国进口80公斤铂，在巴基斯坦转机时不翼而飞，损失七八百万美元。军代表以及人行领导就说保险保官僚主义、保大偷小偷，还正式给国务院打了报告，说要停办保险，要砸保险。“报告”经李先念副总理转到周恩来总理手中，总理做了批示，大意是：现在敌人要孤立我们，我们不能自己孤立自己，我们要开辟对外联系的渠道，保险就是渠道之一。

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保险公司在总理亲自过问下才得以保留下来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，度过了存废一关。在业务方面，过去80多人的事情由我们十几个人来做，只能应付眼前的业务，根本没法开拓。当时其他经济领域，如外贸、外运等，也都受到很大损失，保险业随之萎缩也是必然的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那种大形势下，保险业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，这是我的总的看法。

1971年9月“林彪事件”以后，保险业逐渐得到恢复，在外地干校劳动的人也陆陆续续调回北京。

（于葆忠：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“文革”期间“9人小组”副组长、曾任人保港澳管理处主任）